最近在《非写不可，不写会死》这本书的重点推荐之下，观看了一部由德国、法国和西班牙联袂拍摄的艺术片《香水：一个杀人犯的故事》（Perfume: The Story of a Murderer）。这部电影根据徐四金（Patrick Suskind）的小说《香水》改编，片中描述18世纪一位出身卑微，但天生嗅觉异常敏锐的法国香水师，终于发现世界上最佳的香水味道是少女的体香。于是，因专注而疯狂的香水师葛鲁乙为了创造出这样一瓶完美的香水，一连杀了13位少女；他不惜代价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香水师，同时也成了一个杀人狂魔……

       影片很棒，观看的过程可以说是“眼、耳、鼻、舌、身、意”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刺激，从惊栗、有点反胃，到钦佩、感动。除去情节和动作、对话之外，其场景和声音都让我有身临其境之感。随着镜头的移动，整部影片就像带领我进行了一次法国复古游：18世纪奥尔良港鱼摊的腥臊；皮革漂染厂的肮脏；小城镇市集的繁华；兑换桥的铜臭；一望无垠的薰衣草庄园……从巴黎到格拉斯，不仅充斥着片中一直强调的“少女的体味”，而似乎还让我嗅到了18世纪欧洲繁华的艺术气息。 
　　 
　　观看影片的过程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香水变成音乐，杀人狂就能成为音乐家。这个想法的萌生源自片中的一个情节： 　　 
　　来自意大利的“过气”香水师包迪尼向葛鲁乙传授香水调配技法的时候，把香水比喻成音乐；把香水传说中已被破解出来的12种香味比喻成12个音或12种音色，这个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音乐中的12平均律；香水的12种气味以每4种分为一组，共有3组，构成香水的“前味”、“中味”、“后味”，而包迪尼把他们比喻为音乐中的高音和弦、中音和弦、低音和弦。 
　　 
　　看到这里，我认为没有比这个更恰当、更美妙的比喻了——香水变成了一种艺术，让我们“听”到了它的“声音”；音乐变成了能见能嗅，让我们“闻”到了音乐的“气味”。 
　　 
　　如果按照影片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优秀、伟大的香水师，首先应该具备一个异常灵敏的鼻子，以分辨出时间上万千种不同的气味和特性；那么，一个器乐演奏家，就应该在天赋之外，极力培养出一双灵敏的耳朵，以辨别各种不同的音高、音色和韵律。香水师需要有明确的想法，将不同味道的精油以合适的比例和手段来调配成一瓶举世无双、让世人臣服的香水；音乐家则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主张，用不同的音高、音色、旋律和节奏，加以合理的手法，把各种音乐素材处理成一篇美妙的乐章。 
　　 
　　片中的意大利香水师包迪尼只提及了12种香味，而还有第13种，只在传说之中，还未被辨别出来。但我想无论是片中的杀人狂香水师葛鲁乙或是这部影片的观众都应该很容易明白：所谓的第13种，就是人的灵魂、想法和无比专注的精神。无论是对于调配香水还是演奏音乐，有灵魂者成“家”，无灵魂者成“匠”。因为专注乃成功的其中一块重要基石，葛鲁乙因专注而成功，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香水，成为最伟大的香水师。而葛鲁乙又是可怜而可悲的，为求目的，不择手段，残害了13条年轻美丽的性命。在作者的笔下，这可能就是葛鲁乙的宿命。但大胆地想一想，如果香水真的变成了音乐，那么故事的情节就马上会变得轻松和幸福。起码，一个音乐家不大肯能为创作一首音乐而去杀人，而葛鲁乙也不至于沦为一名杀人犯。如果作者真把葛鲁乙塑造成一个音乐家，那么凭着他的天赋和专注的精神，即使未能创作出最伟大的乐章，至少也可以让自己愉悦。 
　　 
　　一直为片中主人公的专注和投入而感动，一个人若能有如此的做事态度还不能成功，估计老天爷都看不过眼。但事后细想，“专注和投入”一旦过火，就会落得“偏执和癫狂”，甚至万劫不复，片中的葛鲁乙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香水师与杀人狂，艺术家与囚犯，往往就是这一线之差，更是一念之差。

关于影片的介绍和其他信息，参见豆瓣：http://www.douban.com/subject/1760622/

      今天，照舊是週五，下班後照舊乘坐廣州新福利巴士189路公交車回家。“每逢週五必堵車”，對此我們想必已司空見慣，從最初的忍受慢慢變成了接受；在接受的基礎上從書包裏翻出一本書來讀讀，說不定還是一種享受。從我上車那站開始算起，不過4站，到了擁堵依舊的廣州大道時，整部189路車已被擠成一個“189.zip”文件，在廣州這個容量有限轉速不高而且“分區”太多的“硬盤”上緩慢讀寫數據。

      ……此處省略40分鐘讀書+瞌睡時間……

      準備下車的時候有這麼一幕：坐在我前座的一位學生哥（看樣子和身高應該是個高中生）背好書包起身準備下車，我亦緊隨其後，準備從車廂尾部向下車門“突圍而出”（這個詞語用在今時今日的廣州公交車上一點也不誇張）。正當那學生哥和我快要擠到車門時，司機連問都不問，“唰”的一聲把車門關上並踩油。我隨即伸手按門邊扶手上的“下車鈴”，誰知道是失靈的，但這時車子已經動了。以上一幕，那學生哥統統看在眼裏，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連半點反應都沒有，擠不下去了就木樁般站著。我向司機的方向大吼了一聲“司機，唔該有落！（司機，我要下車）”，真是湊效，司機大佬最終還是把車子停了下來，那學生哥和我也終於“突圍”成功，學生哥下車後更是快步疾走，我想他大概是肚子餓了，趕著回家吃飯吧。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下車時那一幕，覺得甚為marvellous。人還未下車，車就要離站，而那學生哥在我前面，首當其衝受影響應的該是他才對，但為什麼他居然沒有任何反應任由公車開走？如果我不作聲，他會繼續陪我坐到下一站才下車？（對於我來說，在下一站下車，步行回家的路程是一樣的）下車後快步疾走，證明他是一定要下車的，既然要下車，卻為什麼一聲不吭？難道真的是金口難開，要等著別人“代口”？是害怕大吼一聲之後引來其他乘客側目而覺得不好意思？還是學校功課壓力太大，患上“不定時臨時失語症”？呵呵，想不明白，衹是覺得，僅僅是“到站下車“這樣簡單和合理的要求，又不是殺人搶劫，為什麼不能主動一點，反而變得難以啟齒呢？

      每當我們把硬筆投進錢箱（或隨著羊城通“嘀”一聲），乘客與公交車之間其實已經“簽訂”了一份無形的臨時合同。上車是你的自由，到站下車也理所當然是你個人的權利。而往往當公車司機準備瀟灑“飛站”的時候，為什麼偏偏就有人礙於情面而連自己下車的要求都不敢大聲提出來，從而耽誤了自己寶貴的時間和行程呢？如果覺得不好意思，又何妨想想：30分鐘的車程，我們很多時候卻要花超過30分鐘的候車時間，這樣的情形下公交公司是否又會因此而覺得不好意思呢？一聲不吭，反而縱容了某些司機大佬繼續瀟灑“飛站”——反正他車照開，工資照領，而你的時間卻白白浪費，行程也或多或少受到影響。這樣做，無論於己與他，著實沒有半點好處。

　　正如对待《诚品副作用》一样，我在每天上下班的公交车上左边最后一个座位读完了李欣频的《广告拜物教》。对这本书，感觉上不如《诚品副作用》纯粹，但她的思维依然是天马行空，“能常人所不能”。当然，书中的文宣对象大多是极度商业化的事物，遂难免过度的华丽渲染。在别人的述评中偶尔看到了“名词的堆砌”一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但这个或多或少都与书中五花八门的陈述对象有关，而各式的名词与修饰字眼之间的相互堆叠、交错使用，也是李欣频文案的一贯风格。在内文的结构和表现形式...

　　我是个古典吉他爱好者，同时也喜欢接触和改编流行音乐，得知杨雪霏与古巨基合作，马上找到了这张唱片先听为快，遗憾的是对于主打歌《下次再见》并未“一听钟情”。 
　　 
　　说实话，把这首歌反复听了几遍，最大的感觉是“杨有杨在弹，古有古在唱”，几个玩流行音乐的朋友听过之后的第一感觉也是“两种东西好像合不到一块儿”。歌曲的古典吉他伴奏确实很丰满，非常“独奏式”和&ldq...

上周六和Gracie到电影院看了杜琪峰的电影《文雀》，这确实是香港近年来少见的艺术电影，个人感觉非常棒，所以有冲动敲起键盘零碎地写几个字。

“文雀”释义：看电影的介绍，“文雀”在香港是扒手的雅称，由于两地文化上的差异，第一次看到“文雀”这个剧名，真的不知所云。

纵观整部电影，与其说它有点黑帮电影的味道，倒不如说这是一部充满着香港草根情怀的艺术电影。揽入镜头的布景，从年久失修的楼房，墙面剥落的楼梯间，家徒四壁的起居室，到装修简陋的狭小的茶餐厅，以及石板路斜坡和车水马龙的大街，无不渗透着导演对香港草根生活的怀旧情结。在我看来，这部电影的情节实际上是比较荒诞，甚至是牵强的，圈套连连，剧中的人和影院里的观众都不停地被“忽悠”，但这似乎又都在情理之中。看来，杜sir吸引我们的杀手锏并不是情节，而是剧中无时无刻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强烈的感觉和质感。
 
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视觉上的冲击。影片中对光和影的把握几乎是到了一种苛刻的程度，很多画面看起来简直就是一幅油画，比如影片开头任达华坐在床边缝补衣服的画面。此外，杜sir还采用了大量的逆光拍摄镜头，一些画面形成了明暗的强烈对比，路口的交通灯和整齐停放的货车车头大灯更是让看客们眩晕，这让我想起了日本的电影大师黑泽明，不过也难怪，杜琪峰是黑泽明的fans。在细节刻画和构图方面，老杜的造诣更是相当了得，石板路面几乎看得见小石块的每个棱角；任达华冲洗黑白照片的时候，相纸在显影水中慢慢出现林熙蕾的面孔；林熙蕾留在烟蒂上的唇印，这些细节都强调了最朴素自然的质感。构图方面的美感相信看过这部电影的每一个人都有很深的印象，一个是追逐戏里的三角形旋转楼梯，人在跑，镜头在旋转，楼底也在旋转，整个画面都在旋转，没有比这个更美的了；二是最后的文雀大战，犹如一首雨中探戈，穿插交错，旋转的雨伞，飞散的雨滴，让原本血腥的画面略带温情，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达了文雀作为一个特殊草根阶层的内心的人情味，这是深深植根于每个土生土长香港人血液中的人情味以及所谓黑帮精神里唯一让人臣服的黄金法则——道义。

在听觉方面的质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电影里有意无意收录的“噪音”（区别于“乐音”）：让人极度不安的高跟鞋的急促声音，旧式黑白相机的快门声音，文雀拍打翅膀的声音，打火机点燃香烟的声音，付剑堂胸前那串宝贝钥匙叮叮当当的声音，文雀大战中雨伞相互拍打的声音……二是电影的配乐，我的评价只有四个字：“叹为观止”，看完电影我就迫不及待地到处找原声回味一番。为《文雀》写配乐的是法国的音乐人Xavier Jamaux，他和杜琪峰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剧中的配乐以轻爵士为主，和声用的并不复杂，低音乐器的走向简单而恰到好处。在配器上，Jamaux独具匠心地来了个中西乐器的融合，既有爵士鼓、爵士钢片琴、大提琴、钢琴、长笛，又加入了古筝、古琴和二胡；在音乐创作上也一样，既有极具小资情调的轻爵士，也有法国印象派音乐的影子，以及融入和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并使用大量的离调和转调将其“洋化”。出色的配乐在这部电影的情节和气氛的渲染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让我尤为印象深刻的是电影开头文雀飞进屋内的情景，伴随着轻拍翅膀的声音，随之而来的是长笛吹出的一串“德彪西式”的琶音，顿时让这只小小的文雀充满了灵性和神秘感，这写细节正好和光影交错的画面交织在一起，发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另外一段然我感受非常深的配乐则是四个“文雀”散伙后，任达华独自走进茶餐厅的时候，响起了大提琴与钢琴的合奏——Alone at Night，大提琴的低声吟唱在钢琴那萧邦夜曲式的和声衬托下，似乎在任达华的脸上写下了一道道的皱纹；这段音乐只持续了一分钟零六秒，但带给观众的却是无限的忧伤，更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段音乐的和声到最后居然没有解决，在一个极不稳定的和弦上戛然而止，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看到的四个鸟笼。在这部以鸟雀来命名的电影里，导演多次把特写镜头留给了鸟笼：除了任达华和林熙蕾家中的鸟笼之外，还有茶餐厅天花上挂着的鸟笼，那是茶客们和茶餐厅的东主为他们的小伙伴们提供的临时栖息地，茶客们在静静地读报纸、喝茶，小鸟在笼子里静静地呆着，这是渐行渐远的香港草根生活的独特写照。从电影的思想内涵的角度看，我看到了四个不同形态的鸟笼：第一个鸟笼是任达华家里的鸟笼，这是剧中男主角为这只“自来雀”设立的“家”，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个鸟笼是没有闩门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鸟笼，它是自由的，而且任达华还认为并对林熙蕾说“它自己会飞回笼子里去”；对于文雀，任达华的态度是信任和充满人情味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林熙蕾把最后的希望寄予在任达华身上。第二个鸟笼是付剑堂（卢海鹏老先生扮演）的家，这个鸟笼里韫养的是一个比他年轻几十岁的活生生的女人——林熙蕾 ，要长期陪伴着他，直到他终老为止；对于林熙蕾这只“笼中雀”来说，她身处的鸟笼并不紧紧局限于付剑堂的家，而是跟随着她的脚步无时无刻地延伸至无限大，她每时每分都在逃，但却怎么也逃不掉。第三个鸟笼是付剑堂写字台旁边的保险柜，里面锁着的不仅仅是林熙蕾的护照，还有她的青春，她的希望，她的未来，甚至是她的一生，而能够打开保险柜的钥匙却牢牢地挂在付剑堂的脖子上；正是这个保险柜，这串钥匙，这本护照，引出了影片中一连串的故事和情节。第四个鸟笼是四个扒手的生活，他们每天都以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在笼子里生存着，很刺激，但也很无奈，直到他们做了一件入行以来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他们帮助林熙蕾“逃出生天”、重获自由，他们从一群给人带来麻烦的人，变成了一群给人带来希望的人，所以在影片的最后，任达华说要“重新做人”，也就不太难理解了。

几个重要角色给我的感觉：
林熙蕾——长期受禁锢而导致心理变态的女人，表达方式异于常人，为了得到四个“文雀”的帮助，她不惜伤害了他们，但又适时地献上香吻。剧中的她总是那么慌张、木讷、沉默寡言，直到她重获自由，才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
任达华——外表冷静、冷漠而内心有情有义、充满温情的扒手，他的感情永远深藏在内心，在故事的最后他爱上了林熙蕾，但他明白她更需要的不是他的爱，而是渴求已久的自由，最后林熙蕾飞走了，他养的文雀也飞走了。
付剑堂——占有欲极强的江湖老手、老狐狸，他把能够发生的一切都算计到了极点，设下重重的圈套，试图让所有的东西都掌握在自己的巴掌之中。但让人佩服的是他文雀大战中自知违反了规则而敢于言败，好一派黑帮老大的气度！

最后要说的是，这部电影的剧情实际上是有点荒诞的，也没有过多的对白，没有港片一贯的“大团圆结局”，但我很喜欢剧中的那种氛围，一切都那么亲切、洒脱，看这部电影，就像在欣赏一本老香港的画册，听着老香港咏叹调，读着杜琪峰写给香港的情书……